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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惠敏:7岁参加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抗日

发布日期: 2016-03-15 信息来源: 2015年10月5日金华日报a03版 作者: 章果果 字号:[ ]


刘惠敏: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

口述:刘惠敏    整理:章果果

 

82岁的刘惠敏头发花白,笑容开朗。她是个热爱生活的老奶奶,阳台上种满花花草草。我们去采访时,桂花还在开。她采了一株桂花插在水杯里,和一个橙子一起,放在已逝老伴的照片面前:老头啊,这人世的芬芳,与你共赏。

  这是一个82岁老太太的浪漫,浪漫的背后是深情。刘惠敏有着她独特地表达深情的方式。她曾经怀揣着阿爸的照片,带着他重游故土,看遍了台湾的山山水水。因为回到台湾看一看,是阿爸生前的愿望。她的阿爸刘道荣是台湾义勇队的一员,刘惠敏也在台湾少年团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。

 

 

刘惠敏近照

7岁参加台湾少年团

  我叫刘惠敏,1933年出生,我的祖籍是台湾。因为不愿受日本人的奴役,1922年,我父亲就随祖父祖母到了泉州、晋江。祖父、父亲都是医生,开了诊所,生活本来挺好的。国民党把我们福建所有的台胞都集中起来,到了崇安县。我们所有的财产都被封起来,到了崇安,我们一无所有,生活很困难。

  刘惠敏到崇安时还很小,母亲生她不久就去世了,只剩父亲、祖母、一个有点痴呆的叔叔和她,生活十分艰难。1939年,李友邦组织了台湾义勇队,刘惠敏的父亲刘道荣(又名刘新民)是第一批参加的。1940年春天,台湾少年团来崇安招人,刘惠敏也去了。想到要离开崇安的家,我有点伤心,祖母拉着我的手说,别担心,金华有阿爸等你。就这样,7岁的刘惠敏成了少年团最小的一个孩子。

  虽然祖母说,金华有阿爸等她,但是到金华后,迎接她的并不是阿爸,而是少年团这个特殊的大家庭。

  我到了金华,就随少年团生活,我阿爸跟着义勇队工作。少年团和义勇队不住一起,我平时很少有机会见到阿爸。对我们来说,少年团就像一个大家庭,有男指导员、女指导员。我是最小的,上面还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,大家学习在一起,训练在一起,吃饭在一个锅里,怎么可能不亲呢?

  70多年过去了,刘惠敏还记得一些哥哥姐姐的印象:王振南的三个兄弟姐妹都参加少年团。黄莘很活泼,能歌善舞。朱倬个子高高大大,比较稳重,像个大姐姐。记得在南平时,我不知怎么长了块癣,我哭了,这么难看,以后怎么跳舞啊!看病后,天天要搽药,都是她们几个天天帮我搽。身边没有父母,没有兄弟姐妹,幸好有她们。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。

  刘惠敏说,这是我的集体,我的家,我们都很爱护。

少年团是一个特殊的学校

  少年团是一个特殊的学校。团员的年龄差距很大,文化程度也不一样。刘惠敏刚去时,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少年团根据团员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分班,进行授课,教育方法也丰富多彩。

  除了文化学习外,还有形势教育,讲的是要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。另外,我们还要学习技能,学习参加抗战的本事。我们虽然年纪小,但学了很多舞蹈、歌曲、话剧,花样很多。我们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日歌曲,幼小的心灵就懂得要爱祖国,没有国就没有家,那我也没有了。

  孩子们都是穿军服、戴军帽,还打绑腿,背着行李行军,完全是小军人的模样。有时候急行军,一天要走三四十公里路。走到半夜三更都打瞌睡了,到了地方要演出,孩子们的精神又来了。

  让刘惠敏记忆深刻的,还有飞机和乌龟的游戏政治表现怎么来体现呢,指导员画了飞机和乌龟的像,挂在墙上。这个星期,哪个小同志表现得最好,就能坐飞机,把名字挂在飞机上。不好的,把名字挂在乌龟上。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想法,如果我表现好,更加努力;如果表现不好,引以为鉴。

  刘惠敏说,少年团五年的童年生活,教会了她很多很多,对她的人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:台湾少年团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忘记。对国家,我非常热爱。是非分明,团结友爱,待人诚恳,这些最基本的东西,都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台湾医生

  在少年团里,刘惠敏几乎很少见到父亲:我阿爸是全科医生,在义勇队的台湾医院里给病人看病,也参加义勇队的其他工作。阿爸会日语,他的工作之一是给日本人喊话。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见面,有时候偶尔见上一面,也只是聊上三言两语。

  日本投降后,她随少年团回到台湾,父亲没有回去,留在了衢州的台湾医院。后来,李友邦的一个亲戚把她从台北带到基隆,再回到上海。1946年,父亲到上海把她接到衢州。刘惠敏在父亲身边待了4年时间,就到杭州读书了,从此又是聚少离多。

  她读书时选择了医护专业:我阿爸是医生,亲生母亲也是助产士,我初中毕业后读护士,后来在医务岗位工作。我的老三也是学医的,几代相传,对医务工作都很热爱。父亲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她:他给病人治病,有钱的给几个钱,哪怕拿鸡蛋抵医疗费也可以。文革时,他去深山老林里做麻风病治疗。麻风病人也对他非常敬重,一口一声刘医生。我很敬佩父亲,他的人生很有光彩。

  阿爸从小教育我们要做好人,做好事。别人有事求你,一定要尽力帮助。新中国成立后,阿爸把所有财产都捐给政府,包括私人开设的医院。交给政府后,他拿工薪,要养活7个弟妹很不容易,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状态。要开学了,阿爸给我的信中就问,能不能给弟弟妹妹寄一点学费?那时,我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上班,有40多元工资。我省吃俭用,多余的钱要存起来,接济家里。

 

刘惠敏的父亲刘道荣

 

陪伴父亲回台湾

  刘惠敏的家庭影集里有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中的父亲78岁,戴着眼镜,一只眼镜腿大概是断了,用胶布缠着。

  20099月,刘惠敏怀揣父亲的这张照片,怀揣父亲的心愿,陪伴他重游故土,这美丽的宝岛。

  阿爸在世时曾经说过,如果有生之年能回台湾,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如果不能回去,等他去世了,把他的骨灰带回去。后来,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再三商量,觉得如果骨灰运回去后,每年祭拜很不方便,还是决定把他的骨灰放在衢州。20099月,武汉市台盟台联组织武汉的老台胞回台湾探亲访祖,我想到阿爸生前的心愿,就把他的照片带上了,夹在一本笔记本里。

  每到一个地方,她都会把照片拿出来,让他看看故乡。不管是太平洋、日月潭,还是什么风景点,吃饭的时候,住宿的时候……她都会拿出照片,让阿爸看一圈:对他说:阿爸,你想了多年的台湾,女儿带你回来了!希望你能看到,知道我们已经回来!

  说到这里,刘惠敏眼含泪水: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好笑,但我内心的情感是很深沉的。我想我阿爸也会安心!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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